寒门宰相 第877节

    而一旁的太祖，太宗，真宗三位天子的御容栩栩如生，他们正威严地注视着韩绛，章越二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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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1037章 初生牛犊不怕虎

    章越仔细打量三位先帝的御容。

    太祖赵匡胤的御容，太祖身穿白袍，面容黝黑，身长体壮，眼若丹凤，鼻似悬胆，这是人中龙凤之相貌。

    太祖御容除了宫里所藏外，章越还在定力院中看过，二者所画差不多。

    太祖戎马一生，故而皮肤黝黑。

    至于太宗赵匡义的御容，肤色则白皙多了，比起武夫开国的太祖皇帝，则似一位白面书生，以相貌而论比太祖好看，而且多了几分儒雅之气。

    正是从太宗皇帝开始，宋朝踏上以文治国的道路。

    太宗本纪里描述，帝沈谋英断，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。不过后世一位伟人在这段描述后批注了三个字‘但无能’。

    第三位则是真宗皇帝。真宗皇帝穿着朱袍，脸上似笑呵呵的样子，非常的有福气。

    真宗皇帝一辈子逢凶化吉。他也最喜欢文章，艺术。

    历代状元卷子都要在他影堂里焚烧。

    也正是他修建了龙图阁，将无数典藏都收集在此，以后仁宗皇帝又建了天章阁。

    这三位帝王，加上章越见过了仁宗皇帝，英宗皇帝，当今天子，便是赵宋六位帝王。

    在这建于天禧五年的天章阁内，三位先帝的画像前，韩绛，章越二人面前则是纸札笔墨。

    韩绛对章越道：“度之，你来写！”

    章越忙推让道：“丞相，此事万万不可。”

    韩绛道：“度之，老夫是庆历二年进士，那时候天下沸沸扬扬的都是在讨论西夏之役及范文正公。当时我方中进士，年轻气盛，但胸中也早有一番改革经世的抱负。”

    “次年八月，仁庙开天章阁，赐座范文正，富郑公，让他们拿出改革经世的方略来，而后才有庆历新政。今日官家效仿此举乃是于你昨日殿上所议，怕你言之不详，故让你于纸上细细来写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你胸中有什么经纶，尽管书于纸上。至于老夫老了，这些年未免有些和光同尘，与当年同在此阁的富郑公一般，都已经失去朝气了。”

    章越道：“丞相何出此言，我记得当初仁庙命丞相为御史曾言，你是我一手提拔，于国家弊事当直言不讳。”

    韩绛似忆起仁宗皇帝当年的嘱咐笑道：“是啊。其实当时仁庙对我说的是，既不能姑且迁就，亦不能太过激切，但存朝廷大体，要令可行。但是韩某却没有听，最后得罪了人被罢至地方。幸好韩某虽无缘与范文正公共事，但幸得韩魏公赏识，从他身上学得了庆历君子的风骨。”

    章越道：“欧阳文忠对在下亦是恩重如山。”

    韩绛点点头道：“是啊，你我虽无缘三十年前的庆历新政之事，但韩魏公，欧阳文忠，都教会你我许多。”

    章越道：“我哪敢比丞相，丞相当时便是韩魏公的左右手，在下只是欧阳文忠门下末进。”

    在嘉祐四年时，韩绛已是韩琦麾下大将，出任御史中丞，而章越仅是个太学生，刚刚得到欧阳修的赏识。

    论资历章越拍马都追不上韩绛。

    韩绛对章越笑着道：“我与你一般年纪时，也是这么看的。”

    “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看到了一点，变法不一定是对，不变法也不一定是错的。”

    “朝廷之制度，都是经历无数次的权衡而设的。你看到的种种弊端，其实都有其不为你所知的因果在其中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改去了一些，但往往结果不会朝着更好，而是更坏的地方去。”

    “这一次复相，我看了许多，似吕文靖（吕夷简）是反对新法的。欧阳永叔说他，在朝二十年间坏了天下。其在位之日，专夺国权，胁制中外，人皆畏之。”

    “吕文靖如此理应是不好的，但仁庙对他却是颇多期许的，否则也不会在他病重时，剪下胡须给他治病。”

    “我也是老了，如今越看越觉得吕文靖是对的，反而是范文正公当年是错的。”

    章越听了韩绛的话，知道他为何不写了。

    韩绛如今最大的问题就是‘道心动摇’了，差几步就要到‘道心碎裂’了。

    章越为相之后，也是有所感触。

    在执政之中，他面对的是什么对手呢？

    就是没有对手，仿佛是一团空气，你四面挥动拳头却打不中对方，结果却被对方不知何处出来的拳头，一拳一拳地打得够呛。

    好似吕夷简，冯京，司马光他们干扰变法，说是敌人也不为过吧，但事实的真相，远远不是如此。

    吕夷简，冯京，司马光他们代表的官僚集团的惰性和惯性。

    体制运行有他的规律，现存的制度都是经过无数博弈后的【平衡】，已经没有帕累托改进的余地了，任何一点的改动都会有人利益受损。

    那些所谓一眼看清的弊端，在某些人眼底反而是‘大成若缺’的美。

    吕夷简，司马光他们代表了规则，也代表了人性对利益的贪婪。任何人都不愿自己利益受到丝毫损失，宁可看着国事无法振作。

    好似人陷入了沼泽中，越挣扎陷得越快，不挣扎倒能多活一会。

    与规律斗，与人性斗，你们斗得过吗？

    所以吕夷简，司马光不用干任何脏活，不用得罪任何人（除了皇帝），甚至耍弄任何阴谋诡计，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被指责的所在。

    然后反手一巴掌，就将那些要挑战规则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打翻在地。

    所以这就是变法，遇到的最大难题。

    当韩绛发觉自己每一次改革，变法，事情不会变好，反而变坏。他利国为民的初衷，便成了误国害民之举时，难免不知道怎么办了。

    同样的还有富弼，还有司马光当年也曾非常的耿直过。

    第三次复相，韩绛一次比一次保守，甚至王安石第二次复相，也比第一次保守多了。

    所以韩绛的意思是，笔给你，你来写！

    他真不知道如何写了，这条路以后怎么走，天下何去何从？韩绛真不知道，几十年的为官，年轻时宁罢官也要刚直敢言他也被【驯服】了。

    章越听过一句话，天下事也只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人敢干，也只有他们干得成。

    想到这里，章越对韩绛不再推让，而是当仁不让地执笔。

    未提笔，章越胸中已有千言，如今不假思索写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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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1038章 积小胜为大胜

    从庆历新政的韩琦，欧阳修，到如今的韩绛，章越二人，仿佛一切事过了一个轮回般。

    三十余年前，就是在这个天章阁内，时任参知政事范仲淹，枢密副使富弼二人在烛台下，相互商量联名写下了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上奏仁宗皇帝，定下了庆历新政政治纲领和基调。

    这当然是读书人口耳相传，称颂着范仲淹，富弼秉烛夜书的场景。

    但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仁宗皇帝催促甚急，范仲淹，富弼回奏说此事恐怕在天章阁内写不完，于是退回家中将天下宜所先列举十余事呈上。

    所以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并不是在天章阁内写的。

    闻此事章越也是一等后世读史之心瞻仰了先贤呕心沥血，滋滋报国之情。同时也为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感慨。

    庆历新政，他在历史上读了一遍，又听欧阳修等当时亲历之人说了一遍。

    又是二十年余后，王安石上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，开启了熙宁变法的序幕。

    而如今天子重开天章阁，将此事委己。

    章越突然之间心底涌起一句‘当年向来心是看客心，如今奈何人是剧中人’。

    我总是以一等后世数千年的目光，觉得自己可以超脱这个时代的人物，但这个时代的重任到了自己身上时，却发觉原来自己也是史笔拨弄下的一个人。

    这时章越将目光凝于笔尖与纸面上。

    划粥苦读的范仲淹当年于天章阁奋笔疾书时，可想到新政失败后，自己写下‘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’那郁郁之时。

    章越想范仲淹是想过的，既是走上这条路，便什么都顾不得了，为天下理经纶当‘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’！

    自己又何尝不是，这些年脸上的笑容愈发少了，再也不对人坦露心扉，不关乎自己利益下，不轻易发表对一件事的看法。

    因为熙宁变法之故，朝廷与地方积累了大量的矛盾。这一切矛盾下面解决不了，就会捅到中书来，自己虽有其法，却束手束脚无法救世。

    章越沉默了，是因为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，什么路是自己想走的，所以轻易不开口。

    章越开头写下这一句。

    伏奉手诏“如何以行之力则知愈进，知之深则力愈达治国平天下，让章越，韩绛与两府足得商量，条陈以奏，以为治国安邦之道’。

    手诏是天子自己手写的诏书，而不是中书的‘熟状’，这一个程序极有必要。

    假黄裳治天下，就要以天子的名义，否则韩绛，章越这一相一参是不可以提出什么伐国，变法。

    否则就是谋权篡位！

    只有天子授予权力才可以。

    第一个要正名！

    在疏中章越写平天下之事，却不谈治国。

    借着谈平天下谈灭夏之事，其实是谈的是治国的道理。但治国触及的面太大，所以章越谈灭夏，这是他一贯由外而内的手法。

    没有危机就不变法。

    通过借着解决西夏之事，从外部压力推动向内部推动变法。

    讲道理一万遍，都不如撞南墙一次，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。

    大宋目前三个矛盾，一个宋与西夏，辽国矛盾，一个朝廷与地方矛盾，还有一个君权相权矛盾。

    最后一个不能谈，中间一个不好谈，那便拿着宋与西夏大谈。

    谁说非要治国才能平天下的，平天下而治国也是可以的。

    正好青唐大胜，章越有十足的底气来写这一疏。

    韩绛坐在一旁，但见章越运笔如飞，根本不打草稿。

    他记得当年范仲淹和富弼起草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足足写了数日，王安石退而写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也写了一日一夜。

    但章越却是不假思索，援笔立成，这是不是太草率了一些呢？

    不过韩绛素信章越之能，好整以暇地坐着。

    在三位先帝御容‘注视’下，章越运笔如飞，在札子上落字。韩绛忍住旁观的念头，生怕打搅了章越的思绪，自己坐在一旁看似从容，其实心底不能平静。

    这一刻韩绛想起了故去范仲淹、韩琦、欧阳修、蔡襄、余靖、王素等庆历君子。